文丨金美灵
图丨1/6图片工作室
当前，向大城市“借力”发展，已成为各县级政府的普遍共识。大家都清楚，县城发展的战场不仅在自身的腹地，更应拓展至大城市，到资源富集的地方争取“分一杯羹”。
但从现实看，实力强劲的“百强县”，多数仍聚集在大都市的周边。对于远离大都市的县城来说，要如何发展才能更好地对接大都市，分享大城的发展红利呢？
浙江温州瑞安，国内的百强县之一
在本文之前的各篇文章已经从多个视角，剖析了县城面向腹地要“流量”进而实现自身崛起的“吸星之法”。本文将跳出县城自身的战场，站在大城市的舞台，看看县城应如何发展“飞地经济”，实现“破局”“入圈”，与大城市共舞。
一、“飞地经济”，中国特色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
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创新区域合作机制，通过发展“飞地经济”、共建园区等合作平台，建立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互助机制。年6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飞地经济”首次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正式肯定与推广，从更高的层面打破跨区域合作的屏障，进一步强化资源配置优化，发展成果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随着政策的加码，“飞地经济”逐渐成为近年来各县城产业发展，融入城市群，对接一线与新一线城市发展红利的热词。
一直以来，在我国“飞地经济”与产业转移、产业协同有着深度的绑定。
“飞地（Enclave）”是地理学和国际法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位于其他国家国境之内而与本国不相毗邻的领土，或同一国家内位于某一行政区域包围之中而被另一行政区域管辖的土地。[1]
根据吴素春（）的研究综述，我国语境下的“飞地经济”与国际主流的研究内容有着较大差异，国外学者的研究集中于民族（移民）“飞地经济”、资源型“飞地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FDI）三类，而国内的研究则集中于具有中国产业转移特色的“飞地经济”模式。
可见，“飞地经济”在我国有着独特且鲜明的时代产业特色与内涵，其与中国过去几十年产业发展动能快速从国际到国内、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的时代背景有着紧密联系，是产业高效转移的中国式创新之一。
事实上，我国对“飞地经济”的探索已有数十年的历程，用“飞地”跨区域发展经济则可以追溯到更早。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便有诸如位于江苏盐城的上海大丰农场、江苏徐州的上海大屯煤矿、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北京市双河农场等“飞地”，跨区域推动了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的工业化，支撑起“三线建设”的战略目标。
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我国开启了跨国产业协同的“飞地经济”模式探索。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城市产业的快速发展，区域产业转移与协同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加之产业扶贫、山海协同等跨区域协同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的省、市大胆创新，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开启了多样的“飞地经济”模式探索。
江苏协同南北，苏南苏北的城市跨江结对发展，开设了苏州宿迁工业园，昆山（沭阳）工业园、常熟（泗洪）工业园等[2]。其中，“江阴—靖江工业园区”作为首个跨江联动的共建园区，至年年底完成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总值.79亿元，总投资达到85.39亿元。
苏州、宿迁在年就已建成6个共建园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多亿元[3]。“飞地经济”让苏北的诸多县、市更高效全面融入长三角的大发展格局中，无论产业项目还是发展理念全面对接先进区域，实现了省内协同发展。
再以深圳为例，一方面，为突破自身土地资源限制，同时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深圳市积极拓展省内飞地，实现了大湾区创新资源的协同聚合。最具代表的是其与汕头市政府共建了深汕特别合作区，形成了“深圳总部+深汕基地”“研发+生产”的发展格局。年，合作区落户的企业更是87%以上来自深圳，园区科技类项目占到81%左右[4]。
另一方面，深圳更以开放的姿态，与诸多省外城市合作建设“飞地”，包括湖南衡阳白沙洲工业园区（深圳工业园）、新疆喀什深圳产业园、陕西深陕（富平）新兴产业示范园[5]，进一步强化了深圳产业创新的辐射范围，推动东西联动的产业转移。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所述：“产业转移往往是通过企业或项目来承接，是点与点的对接；‘飞地经济’则往往是不同的行政区围绕某个园区共同建设展开，是面与面的对接……这种合作往往更深入、更立足长远[6]。”
“飞地经济”在全国各地的实践中，已被证实为可破解产业转移中集中度低、规模小、资金不足、信息和人才缺乏等问题，从区域层面展开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二、到城里去！县城的“飞地经济”已从1.0时代迈入2.0时代
历经几十年的探索，在各地多样的飞地合作摸索过程中，“飞地经济”已悄然从1.0时代迈入2.0时代。“飞地”的合作，已不再局限于“从高向低飞”，而是出现了许多“从低向高飞”“平飞”“两地互飞”等更加多元的合作模式。而对于县城而言，最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