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您一人开着辆车游历西部,还写了这么多东西,这个时代很少有知识分子有您这个劲头了。
赵一凡
我想写一本书,名叫《中国与美国》。你或许知道,哈佛教授费正清,年发表《美国与中国》,一举成名,享誉欧美,进而在哈佛培养出三代汉学博士,建立起一支全球领先的中国研究团队。
大约三十年前,我在哈佛读博士,专攻美国文明史。马路对面,就是费正清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由于领取奖学金,我常去燕京学社报告成绩,因此有机会见到傅高义、孔飞力、韩南、杜维明等汉学教授。他们多是费正清的学生。我读他们的书,思考他们的问题,与之说东道西,中英文并用。
我未料到,哈佛腹笥深奥,目光长远,竟将中美两个大国的教学研究并置一处,坐观其成!这一东西交错格局,让我从新生开始,就习惯了往返阅读,双向思考。多年耳濡目染,我也继承下一种东西比较方法。
博三那年,我在柯南特堂的宿舍里,想入非非,夜不能寐:我想把费氏《美国与中国》的书名颠倒过来,重写中美文明比较史。麻烦是,那时中国太穷,我也没有挑战的资格。所以我毕业后,韬光养晦二十年,埋头读书,写下一篇篇相关论文。
我在哈佛读书时,确有梦想,其中有中国梦,也有美国梦。二者互动,就产生一本书的想法。我在哈佛读的是美国文明史,说得细一点,就是美国文化思想史。当时苏联是牛皮哄哄的超级大国,美国人敬畏苏联,重视苏联,可他们很少讲中国,因为中国当时太穷了,不值得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