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很多老师在办公室里召开研究生见面会不同的是，十五年前的九月，齐东方老师是在怀柔的野山上“接见”新入门的我们。记得新生报道的当天晚上，我在宿舍接到师姐的电话，告知明天穿合适的衣服，带上干粮，老师要带我们去爬山。第二天坐车到了山下，齐老师一张假装的严肃脸，指了指山顶高耸的长城烽火台，对我们说：“今天谁要是爬不上去，就准备卷铺盖回家吧，不用跟我读书啦！”我跃跃欲试，而刚从台湾来到北京上学的金蕙涵同学一下子脸都白了，后来听她说瞬间有了要买机票返回宝岛的不祥预感。
当然，齐老师不过是在吓唬我们，我们都征服了这段不算太高的长城，就此开始了跟随老师或长或短的读书时光。那天已有初秋的凉意，在残破的城上，我们围着齐老师席地而坐，他解释为什么要给我们来个下马威：“师生第一次见面，在办公室正襟危坐的话，你们拘谨，我也不自在，想学好考古，既要用功读书，也要行路，要有严谨的推理，也要有想象力的爆发。”
考察队一行考察古城
齐老师是知行合一的杰出践行者，在跟他攻读硕士、博士的八年间，我多次跟随他走向天地山川，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与思考，多半不是在课堂，而是在田野里和饭桌上。今天，老师把更多的经历和感悟汇聚在这本名为《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十讲》的新书里，用文字和图片分享身处考古发掘一线的所见所感，带领读者找寻逝去的驼铃与帆影，透过时空隔阻去体会另一些生命的喜怒哀乐。
《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十讲》我从赵丰馆长所写的序言得知，这本书缘起于齐老师年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经纶讲堂”所做的“丝绸之路考古十讲”——也就是本书的副标题。我不知道西子湖畔的十场讲座是如何安排顺序的，而这本书的目录显然经过了精心编排，十讲内容既有各自的侧重，也有内在联系的考量。
前六讲可以归纳为直接从考古现场发回的“报道”。再细分一下，前五讲聚焦广袤无垠的陆上丝路，第六讲转向碧波万里的海上丝路。
高原上的考古队营地第一讲中，齐老师带我们远赴波斯故地——伊朗。据我所知，他去过伊朗的次数不下三四次，既有年与数位北大教授一起，受伊朗国家博物馆邀请参加学术研讨并进行考察，也有近年更为私人化的旅行。一次次穿越时空的探访，仿佛回到了波斯的大流士、库思老时代，回到我们的汉唐时代。
第二讲和第三讲，足迹分别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那是中亚的腹地，粟特人的故乡。记得我在入校后就听他讲过，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与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一起，曾在中亚地区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中亚是古代金银器生产和流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他得以近距离大量观摩粟特、萨珊和罗马金银器，对受外来文化影响很深的唐代本土金银器产生了许多新认识，成为他在日后出版的成名大作《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的重要学术基础之一，更使得时年三十五岁的他迈开了西行看世界的步伐。前几年，齐老师又因学术活动再赴中亚，二十多年间社会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他记录在书中的观察，不仅关乎历史，同样也关怀当下。
第四讲回到国内，齐老师年参加了在*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的“昆仑河源古道科考”，这次考察抵达祖国的最西方，重点是探寻历史上连接*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实际交通路线。在高耸的帕米尔高原上和巨大的昆仑山中，考察队艰难穿行，在明铁盖达坂的冰川中，独自攀爬的齐老师甚至一度“怀疑自己走到了天边”。我曾经看过他策马过河的照片，总让我想起玄奘是否也是这样走出葱岭，走向未知的旅途。
与前几讲以考察见闻为主不同的是，第五讲记录的是青藏高原上的一次重要考古发掘。年，受唐研究基金会资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都兰热水乡乌苏河南岸的四座吐蕃墓葬，齐老师是这次发掘工作的考古领队。书中除了对考古发现经过本身的详细介绍，还有许多关于考古生活的感想，在天高云近、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上生活，也对生命的意义多了一份更为深刻的感受。
若站在中原内地的视角看，这五讲所涉地域由远及近，也许是要提醒读者，想研究丝绸之路，一开始就得把眼光放远一些。
丝绸之路示意图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勿里洞岛海域打捞起一艘公元9世纪的沉船，上面装载了六万多件物品，绝大多数都是唐朝文物，这就是著名的“黑石号”沉船。齐老师受邀三次前往收藏地新加坡进行观摩研究，他对这批宝物学术价值的独到见解，以及对古代海上运输和跨国贸易的总体看法，构成了本书的第六讲。
后四讲的内容更为综合，在四个各有侧重的主题下，齐老师选取了多种多样的图像、器物和人物，对每一个主题进行系统性解读，我相信光看数量众多的精美配图，读者就有眼花缭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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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各种文物进入唐代都发生了风格上的大变，其中一大趋向是将很多功能性很强的生活用品做得精美华丽。这种审美风尚是怎么形成的？其间有哪些有因素是来自丝绸之路呢？齐老师在第七讲中，通过分析陶俑、壁画和丝织品纹样几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尝试揭开唐代之所以铸成盛世的物质文化密码。
汉女性俑
唐女性俑
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室及壁画各色异域文物在第八讲中纷纷登场，在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玻璃器、金银器、织物、钱币，成为齐老师用以分析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价值的实物证据，他从模仿、借鉴、融合、创新多个层面阐释东西方的相遇所碰撞出的力量，而外来文化可以成为我们认识自身的参照。
第九讲看似聚焦山西太原发掘的隋代虞弘墓这一个案，实际上是要讨论像虞弘这样有地位、有信仰的外来移民，如何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恰当、巧妙地保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活着时的经历难为人知，但他们身后事的处理却有幸留存至今，墓中一幅幅让我们好奇惊讶的图像，成为探知他们内心世界的途径，试图去体会他们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如何徘徊。
图书内页展示第十讲继续观察入华移民，时间来到唐代。唐代疆域内生活着大量移民，他们大都从事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对中古产生的影响，不仅是物质文化层面，还有精神文化层面。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的历史形象，被数量繁多、形象各异的“胡人俑”记录下来，成为唐代考古出土文物的一大宗。本讲重点在于辨析各种“胡人俑”的身份及象征意义，并且尝试回答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胡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西安郑仁泰墓出土胡人俑后四讲的内容和观点，我都比较熟悉，它们体现在齐老师这些年来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中。而本书的表述更为通俗易懂，对背景知识的介绍很详细，也处处闪现不能为论文体例所容纳的感受，我想齐老师写作时一定非常痛快。即便是我，也读出了新意。
齐老师这本书里的文字，给人的感觉是娓娓道来，云淡风轻，很多看法似乎都是信手拾来，实际上，这来自于是齐老师沉淀多年的研究成果，厚积方能薄发。例如他研究金银器的起点是年本科毕业论文探讨唐代金银器皿花纹演变问题，迄今整整四十年，这其中既有快乐与满足，也难免经历过“煎熬”的时刻。即便如此，读者仍能注意书中数次出现类似“我不知道”的表述，例如为第九讲起的标题是“揭开面纱却更加神秘的虞弘墓”，言下之意不知道的要远比知道的多，一个重大发现虽然解决了过去的某些疑问，但也可能提出了更多的新问题，这也是学术之所以永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年7月发掘虞弘墓甚至在我看来，有些时候，齐老师是在有意“露怯”，目的也许是在这个正在重新定义学者与公众关系的时代，他想邀请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读者们一起来讨论，希望彼此都受益于这样的互动交流，使得知识普及和专业研究之间可以互相促进。
正如书中结尾所说：“搞研究不是说一定要得出一个结论，搞研究是反复的试错，大量收集数据进行细致分析，即使最后没有得出什么结论，这也是一种研究成果。”（页）
（本文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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