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一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西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泛指我国西部的疆域，包括天山南部与北部地区、中央亚细亚、阿富汗、伊朗、印度诸国，及至小亚细亚半岛、阿拉伯半岛；狭义的西域，则主要指的是玉门关以西、葱岭（帕米尔）以东地区，这里包括三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三河：塔里木河、伊犁河、额尔齐斯河。笔者在论述西域文化时，基本上采用狭义西域的概念。
西域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相当密切，而且历史悠久。文化的交流，与政治、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密不可分。早在商代，西域与中原就有了密切的联系。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好女墓中发现了余件玉石雕刻品，据鉴定，玉雕材料为新疆和田玉。这说明在距今多年以前，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在塔里木盆地与中原之间已存在一条玉石之路。
到了汉代，西域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因此，中原与西域的往来更为频繁，两地之间的关系已十分密切。公元前年（前汉建元三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历时13年之久。他的足迹抵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公元前——前年（元狩四年至元鼎元年），张骞再次通西域，到达乌孙。他遣副使通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张骞两次通使西域，揭开了中原与西域密切往来的辉煌篇章，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东汉时期，西域与中原屡受匈奴的骚扰。班超步张骞之后，两次出使西域，联络西域诸国，抗击匈奴，平定叛乱。班超的第二次出使西域，曾长期留居疏勒（现在新疆的喀什市），他在西域经营30年之久，与于阗、姑墨、莎车、龟兹（今库车）、焉耆、月氏、乌孙、康居等广为联系。他还曾派使臣甘英出使大秦（古罗马国）、条支（今阿拉伯）等国。他为维护西域的稳定、促进西域与中原汉朝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班超去世后，其子班勇继承父业，也走上通往西域之路。
张骞及班超、班勇父子不畏艰险，多次率众奔赴西域。他们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先行者。他们首次向中原传播了西域的知识：西域各国的地理位置、社会生活、各种物产以及奇风异俗等。他们的西行见闻被记载在汉文的史书和典籍之中，成为国内外学者认识与研究西域问题最为宝贵的资料。
通过这些无畏使者们的努力，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开通了。从此，西域各地的使者、商贾来中原者络绎不绝：“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西域使者及商贾足迹遍及中原各地。而中原使者与商贾赴西域者也不在少数：“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史记·大宛列传》）据此记载，中原赴西域的使者以每年十批、每批二三百人计算，那么，每年赴西域的汉使、商人可达二三千人之多，且在那里滞留多年。汉代中原与西域关系之密切，可从中窥见一斑。
驰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在汉代之前业已开通。《汉书·西域传》对此有详尽的记载：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旁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一位研究西域的西方学者说：“汉使所至，常能表现中国兵威及工业之盛。中国出品中为使臣携至西方者以丝绸为著。自是以后，希腊及罗马文化所被之都市皆知‘丝之西利斯人’（Silk-WeavingSeres）之名。西利斯者即古罗马语，对于中国人之称呼也。其后数世纪间，西方丝业皆为中国所专利。可知丝织品通商与中国关系之重大矣！”
汉代在经营西域方面，成就是空前的。汉朝在西域设立了都护府，天山南北各地归附汉朝，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魏晋的统治者对西域地区也很重视。汉代末期，西域各地纷争迭起，东晋初太元七年（），前秦苻坚平定了东方，欲进军西域。他任命吕光为安西将军、西域校尉，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吕光率七万大军西征，抵达高昌、龟兹、焉耆等地，威震西域。后他护送龟兹佛教大师鸠摩罗什东归，其子复任西域大都护、镇西将军，镇守高昌郡。吕光父子为维护西域的统一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了贡献。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了西域与中原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大量西域人涌向中原，尤其是北魏迁都洛阳以后，西域商人到洛阳的人数剧增。《洛阳伽蓝记》对此有生动的描写：“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己。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许多人滞留不归，仅居住都城洛阳者就有一万多户。在中国历史上，西域人入住都城人数最多的当属北魏。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基本上处于分裂局面，征战不断，大量汉人为躲避战乱涌向西域，高昌地区成为汉族移民的聚集之地。西域与中原人员的大规模互动，极大地促使两地的文化交流。加之魏晋统治者注重对于各民族文化的吸收与消化，为隋唐多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兴盛奠定了基础。
隋代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方面亦功不可没。隋朝的统治者重视与少数民族建立联系，例如：一突厥部族的安全受到威胁，其头领沙钵略可汗向隋文帝告急求援，隋文帝立即派人领兵接应，并送去大量的衣物和粮食。沙钵略可汗很受感动，上表隋文帝宣称“永为藩附”。隋文帝亦颁诏书普告天下说：“往虽与积，犹是两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沙钵略可汗病死，隋文帝竟为此停朝三天，派人前往吊唁，赠送奠伊杂帛五千段。（《隋书·突厥传》）隋炀帝即位后，与东突厥大首领启民可汗关系友好。大业三年（），隋炀帝率浩浩荡荡人马北巡，到达榆林郡，亲赴启民可汗的牙帐。隋炀帝一贯厚待启民可汗，据《资治通鉴》记载：“帝欲夸未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甲寅，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驮马数千万头。帝赐启民两千（十）万段，其下各有差。又赐启民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场面之豪华、庄严，宴席之丰富，散乐演出之变幻莫测，令游牧的突厥人惊慕、喜悦。启民可汗仰慕中原文化，提出要改穿隋朝的冠带服饰。他还曾先后娶隋朝的安义公主和义成公主为妻，与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
隋炀帝有志于通西域，对西域之事甚为